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天，整夜的情景仍清晰的留在脑海中。在乡村中学里，班主任将他家的电视搬到教室里，我们这些未回家的学生静静的盯着电视，在目睹一个国家和国家之间交流仪式。毫无疑问，这样的仪式对年纪尚小并且身处农村的我们是如此陌生。在那之前，我们习惯了边境地区毫无章法的国与国的交往，对我们而言，和老挝和缅甸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生活的常态，无法从中感受到饱含民族和政治理想的交往——那一夜无疑是我们少年时代神圣的国家精神生活，和升国旗、念政治书不同，它让我真切的感受到民族内心的胜利。
　　
　　在正式的回归仪式开始之前，电视里重复的播放着香港居民的生活常态：忙碌的街，繁华的都市，街上匆匆的打着手提电话的人群，巨幅广告和地铁里戴着耳机的年轻人——这一切马上就回来了，收获战利品的喜悦，多年国家政治理想的果实之一，这和看到军队肃穆的穿过交界的大桥，一同成为了我们少年时代最近距离感受的战争，最近距离的目睹一个国度的规范。
　　
　　而在很久之前，伯拉图在四分五裂的雅典写《理想国》，这部杰出而矛盾的书是哲学理想在纯粹政治上的应用。在一个庞大的帝国、城邦制度没落的时代里，人们开始怀念之前统一而自由的帝国生活，那之前雅典的社会思想和哲学在历史的阶段上，达到了它自身的完整性——完善的政体和民主理想，活跃而积极的智慧力量，饱满的思想交锋和辩论，这一切促使那一段历史造就了罕见的人类局部的完整。
　　
　　处于大规模怀旧时期之中的伯拉图，企图描述出重新连接起分裂城邦的思想纽带，他选择物体的哲学本质为切入点——寻找所有同类物体中本质的唯一性，这唯一性就是物体的本质——是概念而非形象：比如说我们所看见的苹果只是苹果这个概念中一个实体呈现。他追求的是所有物体的理性归纳，纯粹的理性，天呐，这跟康德如此相似：发现物体中唯一的本质，意味着找到了所有物体的一致性，并将这种一致性应用到政治之中，应用到社会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