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明孔

学术界对于唐代的对外政策，一般认为是开放的典型，不要说是传统社会的范例，即使今天也令人津津乐道。实际上这是一种曲解，需要澄清。我们知道，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开放，不仅只是允许外籍人的进入，同时还应包括让本地居民的外出。实际上，当时唐代的对外开放，既不像中世纪欧洲城邦国家那样，是以商品交换为纽带的自由交往，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全方位开放，而是在强大封建政权的保护下，在政治上以点缀天朝上国门面、扩大国威和政治影响，在经济上以满足最高统治者对于奢侈品的需要而对外国商人给予的一种优惠政策[1]。由于有唐一代奉行这样的对外政策，这就决定了当时外籍工商业者往往以“使节”的名义或随同使节来唐“进贡”者比比皆是，在“进贡”的名义下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对于唐王朝来说满足了其对“天朝上国”虚荣心的追求，一旦这种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对于外籍工商业者的优惠往往会到不顾及国力及百姓的承受能力的地步，而不再只是商贸活动中的锱铢必较的商业利润追求。相形之下，政府对于本地居民的外出活动却显得黯然失色，唐代法律明确规定，本国居民的外出活动在严厉取缔之列，对内封闭十分典型。在以前的讨论中，多数结论只是强调唐代对外开放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对内封闭的另一面，其结论难免失之偏颇。如果我们把唐代对外政策说成是开放性的，就是用玫瑰色来描绘唐代历史，但却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唐代对外政策是一个多面体的史实，其掩藏在深层的封闭性的另一面无论如何也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