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第638期
【冰点】：过去的中学

2007-08-29
本报记者 徐百柯

浙江学者傅国涌对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思慕已久。20世纪20年代初，夏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曾在那里任教，留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风流。对做过乡村中学教师的傅国涌来说，那是他心向往之的地方。
2005年夏天，他终于来到这所“梦中出现过”的学校。刚刚放了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招贴栏上墨迹犹新的是高考成绩光荣榜，文理科分数排列俨然。傅国涌猛然感到，这里已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他清楚，“当然这不是春晖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他来这里只能凭吊历史：“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晚清历史，涉及到当年轰动一时的一件事。杭州一位满族妇女惠兴创办贞文女学，却因民众冷漠而面临倒闭的危险，于是她吞服鸦片自杀，希望以此唤醒大家对新教育的支持。各界为其精神所感动，募集资金，继续把这所学堂办下去，并更名为惠兴女学堂。上世纪50年代后，这所学校更名为杭州十一中学，及至90年代又改回惠兴中学的名称。


陈平原曾专门去踏访这所中学，可惜校方没能保存多少校史资料。在他看来，这样有历史、有故事的老中学，有必要认真发掘、清理自家的传统。


然而无论是春晖还是惠兴，那些只为少数学者珍视的办学传统，常常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傅国涌注意到，当下有关老大学的书籍已不少了，但有关老中学的书籍却难得一见。


这或许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对中学的偏见有关。陈平原就曾被问到：一般我们觉得中学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学，关注中学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呢？研究中学的历史和对老中学的记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这让傅国涌感到失望。他认为，中学自身须有清楚的定位，它不是通往大学的输送带上一个机械的环节，不是大学的预备学校，不是大学生生产流水线，而是应有自己基本的独立价值。比如要让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得到陶冶，知识得到训练，视野得以开拓，即使不再升学，作为一个人，他的文明素养，他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也都在这个阶段初步得以成型。


面对今天的中学教育，傅国涌担忧，“一个人一旦错过了中学时光，要想再补救确实就有点晚了。”他很赞同在一次《中学人文读本》的座谈会上，历史学者雷颐的发言。雷颐说，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溶进生命，化入血液，而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


曾有记者问傅国涌：“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理想的中学已经不需要虚构，不需要想象，它们曾经存在过了，在不太遥远的历史中，在20世纪前半叶。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扬州中学、春晖中学、天津耀华中学……还有许多并不知名的中学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学。”


“一个老师、一所中学如果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响，就不可能是好老师、好中学，无论其创造多高的升学率。”傅国涌笃定地说。